文｜祝玉婷 白雪
编辑｜刘鹏
靴子落地！
7 月 28 日，根据新华社消息，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正式公布。从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 3 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补贴，至其年满 3 周岁。育儿补贴按年发放，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 3600 元。其中，对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前出生、不满 3 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计发补贴。
针对这一政策，携程集团联合创始人、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在腾讯财经《经济大家说》对话中表示，"中国现在其实什么都不缺，就缺孩子。"这位被称为"中国最爱孩子、也最爱催促年轻人生孩子的企业家"，一直以来坚定地用一种近乎激进的方式，投身于中国的促生育方案讨论。
从经济学角度，梁建章认为，投资孩子实际上是最好的长期投资。他指出，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已接近饱和，房地产在以发达地区为主的很多地方也出现过剩，但投资孩子不同，这是对未来的投资，有长期回报。在他看来，投资孩子远比造一座闲置的路桥更有价值。
梁建章评价，国家出台发放育儿补贴政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他建议，一要增加育儿补贴金额，二要增加补贴年限。他进一步指出："要真正提升生育率，财政投入应该至少占 GDP 的 3%-5%。"
"要真正解决生育率低的问题，核心仍在于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他强调，政策的关键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力度。只有真金白银地加大投入，才能真正扭转中国的人口下降趋势，为经济注入长期动力。
理论观点之外，梁建章更是企业实践的先行者。
作为携程的掌舵人，梁建章将生育支持转化为具体的企业政策。2023 年 6 月，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育儿补贴政策——"程二代程长礼金"，入职满 3 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 1 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 5 周岁后终止。截至日前实施的两年时间里，已累计几千名员工受益。这一政策不仅包括现金补贴，还涵盖灵活办公、男女公平产假、辅助生育费用（冻卵等）报销配套措施。
从实践效果来看，梁建章对此颇为满意："员工反馈非常好，大家都感受到公司对家庭的重视。虽然企业能力有限，提供的资金帮助不多，但整体而言，企业的态度是积极的。"梁建章表示希望每个员工都能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获得家庭的幸福。
基于对生育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企业实践的观察，梁建章分析认为，阻碍年轻人生育的最主要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对于一般收入群体，主要是经济压力；对于高收入群体，主要是时间成本。为此，他提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减少家庭财务成本，包括发放现金补贴、房屋购买补贴、个人所得税及社保减免等；二是减少时间成本，包括建设托儿所、灵活办公、男女平等产假等。
在具体政策建议上，梁建章从财政补贴与现金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灵活就业与假期制度改革、住房与教育支持政策等维度，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他主张在一定限额内，三孩家庭个人所得税可以几乎全免，二孩家庭减半；他甚至提出可以适当提升财政赤字率来支持生育政策。其中，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上，他建议借鉴法国经验，构建从婴儿三个月龄开始至幼儿园阶段的全覆盖托育服务，并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在实施路径上，可通过改造现有幼儿园设施，扩展托育功能，同时加强幼师培训以提升其照护低龄婴幼儿的专业技能，有效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谈及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展望，梁建章用"谨慎乐观"这个词来总结，他认为如果生育支持政策能够切实落地，不仅能提升生育率，还能够增强企业和社会对未来的信心，形成良性循环。
生育政策的效果需要时间验证，但我们不能等。因此梁建章也表示，需要社会各界立即行动，用实实在在的支持让年轻人敢生、愿生。
观念的转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先给予实际支持。当财政和时间支持到位后，年轻人的观念自然会发生变化。毕竟，生育不仅是个人选择，更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面对当前的生育压力、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梁建章呼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构建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会。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改善，才能真正扭转人口下降趋势，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以下为对话全文：
《经济大家说》：从去年 10 月，《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 13 条具体举措，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到近日《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公布，您怎么看各项措施？
梁建章：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家庭财务成本，帮助承担一部分家庭财务支出。比如每个月发放现金补贴、减税。对一些高收入群体而言，现金补贴可能不够，像大城市生活压力和成本很高，需要对这类人进一步减税，在个人所得税、社保进行减免。
另外还有房屋购买补贴，可以补贴一些房价较高的地区。当前正好是房子去库存的时候，给家庭补贴可以消化一部分库存。补贴到底怎么发、发多少钱很重要，但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有待进一步推动；
二是减少时间成本。比如建设托儿所，让家长更加灵活接送，以及像携程提出的"在家办公"、男女公平产假，从而帮助家庭减少时间成本。当然，还有教育减负，这是个很难的改革话题，需要从长计议。
《经济大家说》：对于接下来的财政支出规划，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梁建章： 我认为财政支出肯定是要继续加大的。
关键在于，赤字拉动的钱要花到哪里去？如果花在效益不好、长期利用率不高的项目上，比如一些基础设施，那可能没有长期回报。现在有长期回报的项目其实不多，基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饱和了。
我认为最直接、最能够有长期回报的就是投资给孩子。
近两年，我国新生儿数量每年都不到 1000 万。如果财政补贴政策能够发挥作用，使新生儿数量回升至 1000 万，那将是积极的变化。如果补贴政策效果不佳，按照当前出生率持续下降的趋势，2025 年全年新生儿数量可能会降至 800 万，这确实令人担忧。
结合中国经济现状，现在确实有必要拿出 GDP 的 3%-5%（来补贴生育），把孩子的数量从现在平均只生一个孩子，提高到 1.3、1.5，就已经非常好了。
《经济大家说》：生育补贴的钱从哪里来？除了中央，您认为是否还有其他资金来源渠道，比如地方政府或者企业？
梁建章：如果给每个家庭发钱，他们是愿意花的，但关键是要让家庭去决定消费的方向。我觉得还是要把钱给最需要的家庭，特别是孩子，这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投资，这种花钱是有长期回报的。
我觉得花 10 万块钱投资在每个孩子身上，这个钱其实并不多。如果考虑到万亿级的规模，这笔钱是值得花的，能够刺激孩子的消费，也能立刻拉动经济增长。
但这部分万亿级的资金不是地方政府可以承担的，地方政府现在需要的是中央政府的更多帮助。
一方面要弥补投资饱和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额外拉动经济，就需要花更多的钱。
实际上中国现在没有这么多花钱的地方，没有这么多好的项目，那就把钱给老百姓、给家庭。每一个孩子都可以是一个项目，孩子不仅是未来的创造者、消费者，也是未来的父母和伴侣，对未来的国力和创新力都有重要价值。
因此，我们还有很多项目，中国什么都不缺，现在缺的不是其他，而是孩子。
《经济大家说》：您认为具体应该发多少补贴比较合适？
梁建章：我的观点没有太大变化，例如单月一孩家庭发 1000 元，给二孩家庭发 2000 元。逐年累计，发到 20 岁，最终达到 GDP 约 2%-3% 的水平。
另一方面是减税，规模约为 GDP 的 0.5-1%。至于房屋补贴，大城市可能占 GDP 的 0. 几 -1%，其他一些地方也需要花钱，如托儿所的一次性支出，约占 GDP 的 0.5-1%，（全国）加起来可能是 GDP 的 3-5%。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乏有效支出渠道，可先一次性加大投入。例如旧房改造、保障房项目，这些项目可达万亿级别，如 1 万亿、2 万亿。还有一些像新能源改造的项目，可以提升 1 万 -2 万亿这样的水平。
再就是一次性发给有孩的家庭，我觉得 10 万是可以发的。若只针对新生儿，规模约 1 万亿。如果覆盖过去两三年出生人口，则需 2 万亿、3 万亿。这对短期有较大提振作用。但总体确实需要数万亿，甚至 10 万亿的额外投入，才能有效拉动经济。
《经济大家说》：除了育儿补贴，在社会公共服务层面还有哪些可以加强，从而促进生育？
梁建章： 我认为时间成本与金钱同样重要，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比如托儿所非常重要。以法国为例，他们可能从孩子三个月大开始就提供托儿服务，并且一直持续到幼儿园，基本上都是政府买单，除非是富裕阶层，一般家庭都可以获得这样的补贴。
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福利性托儿所，我认为这是非常大的支持。这也涉及到资金问题，比如发放保姆券，这相当于发钱，同时也是政府帮助减轻时间负担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从假期制度上也可以做一些改进，比如实行男女平等的产假制度，延长产假，让父母都能享受。同时，可以给孩子和家长同时放假，比如设立家庭周或者春假秋假，这样有孩子的家庭可以一起出游，这是很多国家都有的做法，中国完全可以实施。
此外，比如放学后的一些课外活动，这可以由学校来组织。当然，老师也很忙，可能需要额外的人力，可以招募志愿者，比如大学生等，也可以花钱雇佣社会人士来帮助开展课外活动。这样家长就不需要早早去接送孩子，甚至可以通过政府组织或志愿者的方式，共同分担接送服务，整个社会都出一份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经济大家说》：有做过相应的数据测算吗？托儿所的。
梁建章： 现在幼儿园是过剩的，托儿所很少。
幼儿园去覆盖托儿所是非常可行的，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这需要不同的技能，因为幼师去抚养只有六个月或者一岁的孩子需要一些专门技能。但整体的人员、场所应该都是有的。
《经济大家说》：您一直提出，个税的抵扣力度有待大幅提高，特别是在二孩和三孩的家庭中，您认为这方面应该怎样优化？
梁建章：对于三孩家庭，我认为可以实施较高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三孩家庭的个人所得税几乎可以全免，当然这需要设定一定的限额。因为三孩家庭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至于二孩家庭，可以减半，处于中间状态。此外，包括社保在内，社保和所得税都可以减半。因为未来的孩子，他们不光是交自己的税，其实也在贡献于社保系统。
《经济大家说》：二孩减半、三孩全免之后，能带来多少生育？
梁建章：那些交较高所得税和社保的，一般都是相对高收入家庭。如果一个家庭，夫妻双方年收入是 50 万，他们的个税加社保可能至少要交 10 万。如果我们能够全免这 10 万，那就等于这个家庭又多了 10 万。对于一个三孩家庭来说，就等于每个月可能多了几千块，甚至上万块。
虽说多也不算多，因为你要养三个孩子，额外的 1 万块钱支出还是需要的。但要说少，这个也不算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力度。
《经济大家说》：您认为多孩家庭（二孩、三孩）是应该更多地直接发钱，还是从税上去减免？
梁建章： 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个数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所以这是一种比较平衡的方法，能兼顾大城市和小城市生活成本的差异。
《经济大家说》：很多经济学家关于目前应该促消费还是搞投资，有较多争议。您曾表示过投资给孩子远比造一座闲置的路桥好，目前您的观点有变化吗？
梁建章： 我认为，当前确实难以找到额外 5 万亿或 10 万亿的有效投资渠道。
投资基础设施固然好，但如今很难找到回报高、长期效益好的项目。我们还要造很多路桥吗？局部需求肯定是有的，但总量远小于前几年。若强行投资，可能导致大量利用率低甚至闲置的路桥。
房地产整体仍有投资需求，但局部看，许多小城市已没有必要新建更多住房，因其人口下降、迁出，实际缺乏投资空间。而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旧城改造需求仍相当大，且作为人口迁入地，刚性房产投资仍有必要。
若仍需数万亿投入，应投向何处？孩子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投资。从经济学统计来说，孩子是一种消费，但实际上他有长期的回报，所以从语言上讲是一种投资。
投资孩子是最值得做的，而且是可以花比较多的钱的。总结核心观点仍然是，中国现在其实什么都不缺，就缺人。
《经济大家说》：您认为目前还是"直接发钱"是促消费见效最快的方式吗？
梁建章：我认为向企业发放资金用于项目执行见效更快。企业申请具体项目后获得资金支持。企业也可能存钱，贷款不一定立即花掉。但企业若有明确项目，资金会迅速支出。如造桥或修路，确定的项目会立刻支出。若仅让企业贷款，企业可能用于偿还旧债或存钱应对潜在风险。
企业与个人行为类似，但个人尤其是有家庭的人更可能消费。若刺激有孩家庭，他们多生育一个孩子，必然立即增加开支。
这本质上是信心问题。不仅是我，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均认为，当前生育率下滑对中国经济长期不利。
企业家投资产业，无论是房地产、家电或耐用消费品，建设工厂或生产线后产品卖出去，一个车，要用十年。因此，必须考虑 10-20 年乃至更长远的需求。
若人口快速下降，中国长期人口前景不乐观，企业家进行新投资时，必然产生顾虑。若人口能止跌回升，对所有企业未来投资信心将是巨大提振。他们将启动新投资项目、雇佣更多人员，就业随之改善。
因此解决人口问题也是关键信心问题，各方面的问题都可能会得到缓解。
《经济大家说》：携程的育儿补贴推行至今，效果如何？
梁建章： 首先得到的反馈还是非常好的。大家都觉得企业确实很注重员工的家庭，不仅仅是事业，更希望每个员工都能成功，希望他们获得家庭的幸福。当然，提供的资金帮助不多，因为每个企业自身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整体而言，企业的态度是积极的。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配套措施，包括假期政策，我们也非常欢迎家长把孩子带到办公楼里来。我们希望办公楼能像一个小学校一样，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做功课或者玩耍。如果员工有辅助生育的需求，包括冻卵等费用，我们公司也会报销。
目前来看，已经有上千人受益于这些政策。
我相信，相对来说，携程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对于父母，特别是女性员工，会更有吸引力。
《经济大家说》：携程目前在育儿补贴方面已经投入多少资金？
梁建章： 如果上千员工，每人几万，也就是几千万的资金投入，当然会逐年增加，会累积，因为每年都发。
《经济大家说》：对于当下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生孩子的思想趋势，社会各方面需要怎样改变这样的观念？
梁建章： 我认为观念转变可能需要，但在讨论提供足够支持前，空谈观念改变意义不大。
首先需给予实际支持，从金钱和时间上的支持要给到位。我相信部分人会因此多生孩子，但不可能使生育率完全提高一倍，提高 30% 或 50% 是有可能的。
这些支持到位后，一些人的观念会随之改变。因为他们原本因压力大、没钱或没时间而不愿生育，这是主要原因。现在有了支持，他们的观念会被改变，生育变得不那么费力，财务上也更可承受。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要进一步提高生育率，我们可能需要从观念上再做一些改变。比如说，人的寿命更长了，现在的年轻人活到 100 岁是有可能的。孩子的投入主要集中在 30-50 岁这段时间，特别是 30-40 岁孩子幼儿至上学阶段，会比较费心。
但是 50 岁以后，孩子上大学后，生活中主要就是家庭层面的快乐了。从 50 岁到 100 岁还有 50 年，回报周期很长。如果平均寿命仅 60 或 70 岁，回报期仅 10-20 年，而现在可达 50 年。
当你 80-90 岁时，孩子 50-60 岁，（你）正当年，且还有第三代。整个家庭成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若完全没有这样的家庭，情况会不同。因为亲情和友情还是不一样的，拥有这样家庭的人，能获得无条件、无法被友情替代的爱与亲情。
但更重要的是，前面提到的实际支持需要首先到位。
《经济大家说》：如果让您做一个选择题，目前阻碍年轻人生孩子的最核心因素是什么？
梁建章： 现在对于城市里面收入较高的年轻人，时间是最大的问题；对于一般收入的（年轻人），主要是钱的问题。
《经济大家说》：目前我们鼓励生育的重点人群，您认为这些人的画像是怎样的？比如是应该让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继续生育，还是应该让没有生娃的家庭愿意生？
梁建章： 我认为政策应是全方位的。
向一般收入的人群提供资金支持，对他们有较大激励作用，但对高收入人群，减税不如减轻时间负担，例如提供托儿服务。至于企业，应该鼓励它们给予员工更多职业灵活性。
另外，单身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这些人群并非不想要孩子，很多人仍希望拥有孩子。因此，即使是单身群体，也需考虑保障其合法权益，包括福利，甚至辅助生育手段。应使这些支持手段合法化乃至福利化，帮助他们实现拥有家庭的愿望。虽然是单亲家庭，但同样能达成美好生活的愿景。
《经济大家说》：关于生育方面舆论的问题，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梁建章： 我认为舆论应允许多种声音共同发声。生孩子当然有压力和辛苦，但孩子也带来乐趣，养育过程同样有其乐趣。因此需要多方面声音讨论这个问题。
过去计划生育宣传存在遗留问题，例如认为人太多导致资源不足，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压力，这些观点现在可能有些过时。
中国的资源总量无需赘言。人均占有量包括人均产量，如农业方面，人均肉类消费和海产消费已居世界首位。这些海产并不依赖进口，中国的养殖业非常发达。制造业更不用说，中国的人均消费和人均能力都非常强。
因此，应从新视角看待中国人口问题，包括生育的好处，我认为应有更多这样的声音。
《经济大家说》：您怎么看社交媒体用户对小孩容忍度的降低？
梁建章： 我认为总体上社会对不同偏好的容忍度应呈上升趋势。
对于孩子，当然存在个别烦人案例，如同宠物也有不可爱的时候。但总体而言，大家对宠物的接受度也在提高。
我认为，孩子在公共场合的正常教育还是有必要的。我不是说容忍度下降就一定是问题，还需区分情况。某些情况下孩子确实需要教育，不是说以前那种过分迁就孩子的方式就是好的。如果未来孩子更多的话，孩子们应更多采用散养方式。这样，孩子会更独立，更早接触并理解社会规范，这些都是有好处的。
《经济大家说》：有人形容您是中国最爱孩子的企业家，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称呼？
梁建章：我觉得我是最爱孩子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从企业角度来说，我觉得孩子对于每个行业都很重要，但对于中国整体国力来说，孩子更重要。
《经济大家说》：现在老龄化趋势已经出现，在关爱孩子的同时，我们对中老年人的关爱应该如何体现？
梁建章：其实老年人的福利与孩子的福利是密切相关的。未来的福利都是用于老人与孩子的，如果有充足的交税群体，那老年人的福利也会较好，两者环环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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